近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兩高兩部門”意見），明確了非法放貸定罪依據和量刑標準，將有力震懾非法放貸不法分子，起到了“一劍封喉”的作用。
近年來，以非法放貸為目的的非法金融活動較為猖獗。這些非法金融活動往往嫁接互聯網，打著普惠金融的幌子，將借款對象拓展至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在校大學生和農民工，貸款利率畸高，“利滾利”、“砍頭息”，已經給借款人帶來巨大償債壓力，引發了不少社會悲劇和不良現象。同時催債行為極其惡劣，往往會有組織地采用暴力、威脅等方式催收，形成非法放貸、討債團伙，很容易蛻變為黑惡勢力，嚴重影響到正常的社會秩序和正常的金融秩序。在兩高兩部意見出臺前，我國《刑法》未規定非法放貸罪。《刑法》規定的違法發放貸款罪，犯罪主體是具備放貸業務資格的中資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犯罪行為是忽職守或者濫用職權，向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發放貸款，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其他機構和個人都不能成為違法發放貸款罪的主體。實踐中也有將非法放貸納入《刑法》第225條的非法經營罪來定刑，并不統一。在非法放貸是否納入刑事法律調整范圍仍存爭議情況下，不法分子不惜以身試法、火中取栗，非法放貸模式花樣百出，引發了不少刑事案件。但在定刑和量刑上缺乏統一明確標準，少數不法分子得以置身事外。
兩高兩部意見補上了此前相關法規的三個短板，將對非法放貸行為“一劍封喉”。一是統一明確了非法放貸認定標準和刑名。即違反國家規定，未經監管部門批準，或者超越經營范圍，以營利為目的，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擾亂金融市場秩序，屬于非法放貸行為，應依照刑法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二是細化了量刑標準。明確了“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標準。從實際利率看，超過36%的實際年利率的，屬于“情節嚴重”；超過72%的實際年利率的，屬于“情節特別嚴重”。從借款人行為后果看，造成借款人或者其近親屬自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嚴重后果情形之一的，就屬于“情節嚴重”；造成多名借款人或者其近親屬自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特別嚴重后果的情形之一的，屬于“情節特別嚴重”。三是嚴厲懲處上下游犯罪。兩高兩部意見明確，為從事非法放貸活動，實施擅自設立金融機構、套取金融機構資金高利轉貸、騙取貸款、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擇一重罪處罰；為強行索要因非法放貸而產生的債務，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故意毀壞財物、尋釁滋事等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應當數罪并罰。
配套的金融法制建設也刻不容緩。一是要盡快統一明確放貸人的法律地位。目前，從事放貸業務的合法機構有中央金融監管部門準入的正規金融機構，地方金融監管部門準入的小貸公司、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合作社，也具有放貸業務資格。此外，地方金融監管部門負責的機構中，商業保理公司、融資租賃公司、投資公司（非金融監管部門準入的金融租賃公司）也間接或變相從事類信貸業務，也需要盡快明確法律地位。二是要盡快讓地方金融監管有法可依。隨著中央和地方金融事權的劃分，各地地方金融監管局相繼掛牌成立。地方金融監管局負責的“7+4”類機構，大多沒有上位法或明確的法律條文，導致地方金融監管缺乏必要的金融監管工具，責任與手段不平衡，難以發揮應有的監管作用。三是要盡快提升地方金融監管能力。金融監管能力建設并非一蹴而就，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雖然中央金融監管手段和工具可以被借鑒、復制到地方金融監管上，但因為地方金融被監管主體先天差異和先天不足，難以按照中央金融監管邏輯來處理。目前，地方金融監管機構人員多來自政府部門，主動監管能力不足，監管經驗也存在明顯欠缺，需要加大業務培訓。同時監管系統建設也要穩步推進，在逐步探索基礎上不斷豐富完善監管系統，避免好大喜功引發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金融業務必須持牌經營。考慮到過去我國金融發展實踐中存在的諸如非法放貸等金融亂象，需要在妥善處置和主動化解基礎上，同時加快配套金融法制和金融監管能力建設，有效維護正常的金融市場秩序，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