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王軍
金融產品的定價，一般是以相應的風險為重要考量因子。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可轉債市場更傾向于認為發行人的背景，尤其具有國資背景的企業，通常具有較高的信譽和償付能力，甚至可以超越企業財務數據傳遞的信息。國企可轉債的“剛兌信仰”一度十分牢固。
在打破剛兌的總體趨勢下，這一情況已然發生了變化。近日，某國企公告其發行的可轉債到期違約，無法兌付本息，成為全國首例國企可轉債違約，國企剛兌的信仰被打破。
2024年可稱為國內可轉債實質性違約元年。5月以來，已陸續有搜特退債、鴻達退債、藍盾退債和嶺南轉債出現實質性違約。相對于前面幾個轉債品種，嶺南轉債的發債主體具有國資背景。公開資料顯示，2022年12月，中山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成為嶺南股份實際控制人。因此，嶺南轉債備受機構投資者青睞，在嶺南轉債的前十大持有人名單中，公募、券商等機構占據主要席位。
A股的可轉債作為一種權益融資工具，在機制設計上，下有“債性”托底、上有“股性”空間。有分析認為，這種機制最大限度地考慮了發行人、投資者、大股東等參與方的共同利益訴求，具有典型的“贏家市場”特性。此前即便存在償付能力不足的情形，依然可以通過下修轉股價等方式，盡可能地保證投資者利益不受損失。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對于公開募集的債券，發行人也的確盡力保持了剛性兌付。但也正因為這些過往慣性，導致投資者對可轉債的風險認知出現了偏差，進而強化形成對可轉債、尤其是國企可轉債的剛兌信仰。但在經濟環境變化以及政策層面對打破剛性兌付的硬性要求面前，企業經營情況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分化，一些經營不善、資質較差的主體所發行的可轉債違約，自然也成為市場所必需經歷的過程。
在一個成熟市場，相關主體真實的經營和財務狀況，決定了其金融產品的風險等級。投資者在進行資產配置時，應該重點考量發行人的經營和財務狀況，而不是因為對方是某種身份，就進行“拔高”或“歧視”。打破剛兌的政策初衷，就是希望以“風險收益”為導向，用市場的力量，將資金匹配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繼續執迷于某種背景或身份的剛性兌付，無疑是囿于過往的惰性思維，奢望繼續躺在剛兌暖房中“怡然自得”。
首例國企可轉債違約的案例出現了，這是可轉債市場的一小步，更是讓市場之手發揮作用、讓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