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蘇南通發生一起家族信托被法院強制執行的案件。該案中，犯有行賄罪和合同詐騙罪的當事人4000多萬元信托資產被當作“存款”劃扣，在金融與法律界再次引發軒然大波。疊加之前另一起被報道的山東聊城非法行醫的當事人1000多萬元違法所得從家族信托中追繳——讓這些本應具有獨立性的財富安排，淪為“一紙空談”。作為家庭信托主要營銷對象的高凈值人群，本就對家族信托似懂非懂，對家族信托是目前國內財富傳承最佳路徑（信托財產獨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的自有財產，這一特性使家族信托成為債務隔離、財富傳承的理想工具）之營銷話術，本也是將信將疑，現在看到該類信托的主打賣點金身被破，自然可能會對家族信托的投資安排不那么積極。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審視家族信托這一舶來制度的本土化困境。
僅從現有偶發個例來看，筆者對家族信托前景的看法傾向樂觀。上文提及的南通案，不排除存在烏龍與誤會的可能。這從法院劃撥被告名下“委托第三方保理的家族信托基金”的表述就能看得出來，業內人士對這個表述首先就無法理解。畢竟，保理是保理（簡單理解就是用應收賬款來融資），完全不能等同于管理；信托是信托（如XX信托·定制型家族信托）；基金是基金（如XX股票型證券投資公募基金或私募基金），不會有家族信托基金。
當然，不管是基金還是信托，客戶在購買的那一刻，其資金來源必須經歷金融機構的反洗錢檢查，但反洗錢檢查注重的是核查客戶身份識別、資料保存、大額/可疑交易報告等，如果資金來源違法，金融機構當時很可能無法識別，因為違法行為往往都是事后被查出。倘若家族信托設立的時候，就已知客戶違法，那么這個家族信托也根本就不會成立。因而，從這個角度來看，被擊穿的這兩個家族信托案例都存在用不當得利或者用非法所得來設立信托的瑕疵。
筆者仍然堅信，只要客戶財產來源合法合規，就不存在被擊穿的風險。法律對此也早已構建了防范機制，《信托法》明確規定設立信托的財產必須是委托人合法所有，以非法財產設立的信托自始無效；委托人設立信托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債權人有權申請撤銷，這些規定為打擊惡意避債提供了充分法律依據。
以聊城案為例，路某在設立家族信托時就已在違法行醫。因而，資金具體來自于哪部分合法來源，的確難以區分。細讀法院將其所設家族信托等同于非法所得的原委，路某又并非天然占理，因為其被判罰后的罰金，非劃扣家族信托不足以覆蓋。
但是，烏龍與誤會的另一面，是司法機構在類似案件中往往缺乏對信托法律關系的細致分析，司法實踐中如果傾向于跳過這些法定程序，直接通過執行程序穿透信托，這種結果導向的簡單處理既不符合正當程序原則，也可能傷及無辜受益人的合法權益。法院完全可以在認定犯罪事實后，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審查信托效力。也就是說，家族信托不是不可以擊破，有序即可。如果先破上層信托，再予以追繳信托資產，就合理許多。從國際經驗看，信托穿透執行也有先例，如新加坡高等法院擊穿張蘭家族信托案。
總而言之，家族信托被濫用于逃廢債務的風險確實存在，但這不應成為否定其合法功能的理由。信托價值既不能因噎廢食，也不能被放任縱容制度濫用。對于高凈值人群而言，設立家族信托時更應注重合法合規，避免將來源不明資金注入信托架構，否則可能面臨信托被穿透的巨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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