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張淑賢 周春媚

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度調整、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的關鍵期，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方向與核心路徑選擇，不僅關乎國運民生，更牽動世界目光。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以及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如何把握戰略機遇、明確發展主線、破解結構性難題？近日，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接受證券時報記者獨家專訪，立足宏觀戰略視野，深入剖析了第四次技術與產業革命帶來的范式變革、大國博弈的趨勢變化以及我國內部結構轉型的現實挑戰等重大議題，探討多重挑戰交織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破局之道與突圍路徑。

“十五五”期間

需把握三大核心主線

證券時報記者：目前，我國正處于“十五五”規劃制定階段。您認為未來五年，我國應著重解決經濟領域的哪些核心問題？

劉元春：“十五五”期間，有三個發展主線需要清晰把握。第一個核心主線是以人工智能（AI）為代表的第四次技術與產業革命。2022年11月，ChatGPT的發布標志著第四次技術與產業革命的元年到來，已經從“展望”變成現實。目前，歐美、東亞等全球主要經濟體均將AI列為未來5—10年的核心發展方向，比如美國前不久公布了“AI行動計劃”，將AI的發展定位為關乎國家安全和未來繁榮的全球競賽。

大國之間的核心競爭之一便是AI，它不僅是競爭的核心焦點，更是我國“彎道超車”、實現民族復興的支柱之一。未來五年，圍繞AI的前沿技術創新與高端產業提升將成為主線，相關產業化政策有望密集出臺。從實踐來看，AI訓練成本下降速度、應用場景拓展節奏等都遠超預期。因此，以AI為支柱制定一攬子前沿技術創新和高端產業提升的新質生產力實施方案至關重要。

第二個核心主線是以新安全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當前，大國博弈與全球格局全面重構，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需要圍繞新安全格局加速構建新發展格局。近年來，美國已對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制度體系進行戰略重構，從“只收取鑄幣稅”轉向同時收取關稅、制造業收益等，這將給全球帶來新挑戰。當前，大國博弈導致原來由美國主導的體系向多元體系轉換，這一轉換具有不確定性與超預期性。在此背景下，我國如何以“更高的安全觀，更全面的開放觀”來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十五五”期間要考慮的第二個核心主線。

第三個核心主線是我國內部結構轉型的破局。內部結構轉型面臨三大任務：一是需求結構調整，即實施內需提升戰略。擴大內需是解決產能過剩、應對經濟下行的根本性調整策略，但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二是產業結構調整，處理好新興產業與傳統支柱產業之間的關系。這面臨兩大挑戰，一方面要走出房地產深度下滑困局，探索出一條新發展模式，但要在未來五年完成，難度非常大，因為我國無論是房地產規模還是金融依存度和地方財政依存度，都處于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又要解決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避免“內卷式”競爭。三是城鄉結構優化。我國“十五五”期間必須在城鄉差距方面實現根本性突破，縮小社會保障體系與公共服務差距，這就需推出戰略性舉措，因此，首先要解決3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我國當前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接近70%，但戶籍城市化率不足50%，相差近20個百分點，涉及約3億人），其次新型城鎮化也是我國解決房地產問題的重要出路以及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步驟。

治理體系改革

是內部結構轉型破局核心

證券時報記者：在內部結構轉型方面，您提出了未來五年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三大任務。具體來看，內部結構轉型中的這些挑戰應如何解決？您有什么建議？

劉元春：解決內部結構轉型問題，最終要依賴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的核心是政府改革，需結合戰略需求推進財稅體制等改革，實現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政府改革首先要調整目標函數，即從以工業化、城市化與國際化為主的粗放式考核體系，轉為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細化管理導向。比如，地方政府需從關注中低端制造業轉向生產性服務業與民生消費，這要求對稅制進行同步調整，從“生產環節流轉稅為主”轉向“消費績效導向”的稅收制度。此外，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置等改革也需同步推出。

證券時報記者：提振消費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話題。在擴大內需方面，除了財稅體制改革以外，您還有哪些建議？

劉元春：擴大內需的核心是擴消費。但是，促進消費不是依賴短期刺激，而是需要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消費場景創新以及供給瓶頸破除來實現。我國在“十五五”期間，一是要圍繞周期性消費不足的問題制定消費刺激政策；二是要通過社會建設、民生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等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而提高消費率。同時，還需要通過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的拓展，加大統籌力度，以增強居民消費信心；通過消費場景創新和服務供給瓶頸破除等，釋放醫療、養老、精神文化等領域的需求潛力。

這里還涉及一個問題，社會保障覆蓋面要拓展、統籌能力要提升、支出水平要提升，那么財政的錢從哪里來？這就要求政府在財政支出結構上做出相應調整，要從過去的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民生型政府適度轉變。

至于我國消費率是不是一定要像美國、北歐那么高？那倒不必。我們要探索出中國特色的最優消費水平，而不是盲目參考西方的消費率。

“反內卷”已進入

政府主導的實施階段

證券時報記者：近年來，我國光伏、新能源汽車等行業“內卷式”競爭的問題較為突出。您剛剛也提到“十五五”期間，我國要解決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避免“內卷式”競爭。具體來看，應如何破解“內卷式”競爭難題？

劉元春：產能過剩的問題具有普遍性，這在很多國家都曾出現過。由于制造業固定資產投入調整滯后于經濟周期，因此對制造業國家而言，產能過剩具有必然性和周期性。同時我國還存在一定特殊性，各個省份往往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來進行產業決策與投資，且地方政府在財政、產業等領域的權限較大，導致中央相關規劃容易引發各地“一哄而上”，重復投資。

此輪產能過剩治理，一方面要借鑒國際經驗，另一方面要總結與反思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兩次產能過剩治理經驗。與前兩次水泥、鋼鐵等傳統行業的產能過剩不同，當前第三次產能過剩涉及部分新興產業。比如，“新三樣”等產業的規模化雖帶來產能過剩問題，但通過成本迅速降低快速占領了全球制高點，是我國這些產業的成功因素之一，因此不能簡單地壓制戰略性新興行業產能，因為其新技術、新產品、新用途仍在快速涌現。

治理產能過剩，需要對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實行差異化策略，對無規模經濟、無創新效應的傳統產業，可通過壓產、關停等方式治理，但對具有規模經濟與動態創新效應的新興產業，則需調整定價模式與營銷策略，允許適度壟斷以保障創新紅利。當前，部分新興產業存在過度內卷現象，需重構競爭政策，讓企業回歸到“靠創新、靠規模經濟”來獲利的競爭邏輯與路徑上來。例如，產業補貼應是均等化、不妨礙產業競爭的補貼，而不是差別化的“救急式”補貼。

從歷史經驗看，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治理可能需2—3年時間，但當前受全球產業鏈重構、外需放緩等因素影響，我國本輪新興產業產能過剩治理周期可能更長。事實上，根本解決方案仍是治理體系現代化改革，即平衡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方面，推動產業政策從“地方主導”轉向“全國統籌”，避免“一哄而上”，同時規范補貼機制，確保公平競爭。此外，還應形成新的糾偏體系。

證券時報記者：今年以來，各行各業都開啟“反內卷”行動，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及效果？

劉元春：內卷本質是“需求不足、產能過剩”衍生的后遺癥，既要規范競爭，也要同步解決供需失衡，讓低效產能有序退出，避免“死而不僵”的資源浪費。

“反內卷”已從口號進入政府主導的實施階段。2022年《反壟斷法》修訂、2024年《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出臺，這時已開始從微觀層面調整市場秩序來改變過度內卷的局面。去年開始，國家號召開展各個行業為主導、企業參與的“反內卷”行動。

今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后，“反內卷”更是從行業主導上升為政府主導，國家發改委、商務部修訂相關價格法規，對企業主體的定價模式進行規范，明確禁止“低于平均成本銷售”，也規范平臺企業、大企業“壓榨供應商”等行為。法治與行政管控雙管齊下，“反內卷”效果將逐步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