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許盈
“縱觀全球投行發展史，國際化是成就一流投行必由之路。”近日，國聯民生證券總裁葛小波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葛小波表示，當前的中國企業出海，已從單純的市場拓展升級為參與全球治理、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作為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中介，證券公司的國際化發展不僅關乎行業自身競爭力的提升，更是中國金融體系融入全球、貢獻中國智慧的關鍵一環。
出海是建設一流投行必然路徑
葛小波認為，券業出海是響應國家金融強國戰略的核心舉措，也是建設一流投行的必然路徑。要真正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一流投行，關鍵在于構建多層次、有競爭力的行業金字塔結構——頂端是兩三家綜合型一流投行，中間形成十余家在某些細分領域具備國際水準的準一流投行。因此，建設一流投行并非僅依靠個別機構，而是整個證券行業的共同使命，券業出海也不只是少數頭部機構的使命，而應鼓勵各類公司基于自身優勢與客戶需求，積極拓展國際化業務。
當前，中資企業的全球化需求為國內券商創造了服務藍海。葛小波表示，隨著中國產業升級和供應鏈重構，企業出海已從貿易出口轉向全產業鏈布局，催生了跨境并購、境外上市、全球發債等多元化金融需求。
與此同時，中國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不斷深化，為券商國際化鋪設了政策通道。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等新型合作框架，為國際金融合作注入了新動力。從QFII、RQFII機制的持續完善，到跨境理財通升級；從滬深港通擴容，到存托憑證互聯互通，中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已形成“管道式開放—制度型開放—全面開放”的遞進格局。
境外投行三類成熟模式
縱觀全球，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巨頭無不通過全球化布局構建了核心競爭優勢。葛小波總結，目前境外投行已形成了三類成熟的發展模式。
第一類是以高盛、摩根士丹利為代表的投行項目驅動型。它們依托頂尖的研究能力和豐富的客戶資源，專注于并購重組、首次公開募股（IPO）及結構化融資等業務，以“項目制”為核心打造差異化優勢。
第二類為綜合性全能銀行模式，代表企業包括花旗、匯豐、摩根大通等。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商業銀行與投行業務的深度融合，借助商業銀行低成本的存款基礎和信貸資源，支持承銷、并購等業務，并通過資產證券化、債券承銷等工具提升資本效率。
第三類是精品投行模式，相關機構憑借專業化與技術創新迅速崛起。比如，Evercore、Lazard等機構，聚焦于醫療、能源等垂直領域或特定業務（如敵意并購防御、家族辦公室服務等），以精耕行業和靈活決策提供定制服務；而以Citadel（城堡）為代表的技術驅動型機構，則以量化做市為核心，通過高頻交易系統和算法模型在全球金融市場捕捉價差機會，收入及利潤率表現突出。精品投行的崛起表明，在傳統投行規模競爭之外，垂直深耕與技術賦能已成為行業破局的重要路徑。
國際化步伐與產業出海相協同
“對中資券商而言，借鑒國際經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中國國情和自身優勢，走出一條差異化發展道路。”葛小波說道。
他認為，中資券商的國際化應利用好海外市場融資工具和并購機會。以中信證券為例，該公司通過2011年H股發行及收購里昂證券（CLSA），不僅實現了伴隨客戶出海、提升跨境服務能力的目標，也將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15%~20%。
不過，目前中資券商提供的跨境服務仍存在明顯的可提升空間。部分機構因境外業務虧損而不得不剝離低效資產，反映出國際化對券商的資本實力、人才儲備和風控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對國際投行百年積淀形成的競爭優勢，中資券商需要保持戰略定力，避免簡單模仿。”葛小波認為，券業國際化發展應把握三個關鍵：一是堅持服務實體經濟導向，與中國產業出海相協同；二是以“中國視角”提供差異化的全球資產配置建議；三是構建“科技+金融”復合競爭力，借助數字技術突破地理限制，從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可持續優勢。
境外子公司注資等亟待政策優化
葛小波表示，中國要建設金融強國，必須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投資銀行。這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策、學界、業界、媒體等共同構建有利于國際化發展的生態系統。為此，他提出三項建議：
一是完善頂層設計，完善出海的政策性指引，把監管體系匹配得更全面，實現更順暢的跨境并表監管。
二是優化政策環境，在境外機構設立、境外子公司注資等涉及跨境資金流動、外匯管理等方面，可提供更多便利，同時健全風險防控框架。
“為券商境外子公司注資是有很強的杠桿效應的，我們給境外子公司注資1元錢，可以幫中資企業多融資10元甚至100元錢。”葛小波說。
三是鼓勵嘗試海外并購。投行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并購史，通過并購，券商可以快速獲取客戶資源以及專業團隊，加速國際化進程。因此，政策上可給予券商一定的支持和引導，鼓勵其積極尋求合適的海外并購機會，以提升整體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