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筆者在某縣城調研，當地領導告訴我，縣里機關和國企每年留出寶貴的經費和編制名額，想招聘和留住一些名牌大學畢業生。但每年招錄的人里面，3年以后能留下的不到一半，其余的要么調到市里，或考到省里去，要么就跳槽了，政府和用人單位都很是苦惱。筆者看了一下，這幾年招聘來的人員基本都是985、211畢業或一些知名的一本大學畢業生。
筆者認為，機關也好，事業單位或國企也好，縣或鎮的崗位大多是處理一些基層治理中具體、瑣碎、重復性的事務，比如村（社區）事務協調、社保、醫保等民生服務等，政策宣傳與落實（如防災減災、低保核查），數據填報、檔案整理、日常接待等。這些工作重在做事，對執行力、責任心、溝通能力、本地化適應的要求，遠高于對學歷或名校背景的需求。
而且，在縣城、鄉鎮或偏遠的區域，基層治理上存在一些短板，基礎設施相對薄弱（比如網絡、交通、衛生、文娛等），方言隔閡、地方人情社會規則、辦事邏輯（比如“講關系”“重面子”）與從省會甚至一二線熱點城市來的名校生心理的制度化、程序化環境差異較大，易出現水土不服。“想干大事”的宏觀思維與“天天填表”的微觀瑣碎，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于是，就像選調至廣西憑祥市、長期扎根鄉鎮和縣城的2019級北大博士畢業生徐釗初到基層的體會，無盡的瑣事、各方的壓力、遺留的問題和哭笑不得的誤解，種種瑣碎像“一地雞毛”，看似無足輕重，卻最易消磨人。讓很多名牌大學生“見難即退”的，就是這些工作和生活的瑣碎，產生了挫敗感和職業倦怠，懷疑堅守下去的意義，直至最后退出。
不過，表面看縣鄉基礎設施相對落后、事務瑣碎繁雜、人情關系盤根錯節，甚至有“秩序混亂”之感。但正是在這種復雜、真實、未經修飾的治理現場中，蘊藏著我國社會最本真的運行邏輯和治理智慧。基層生活最真實的狀態，如誰家因病致貧、哪戶孩子輟學等，這些絕不是報表上的數字，而是帶著溫度、感情和歷史軌跡的一個個具體問題。
只有對這些問題順藤摸瓜地解決，干部才能理解“政策最后一公里”的真正含義——不是文件下發、傳達了就等于落實了，而是在柴米油鹽、田間地頭中找到方案，落地路徑要講政策，也要講人情；要依法辦事，也要靈活變通；要推動發展，也要維護穩定。這種“多線頭、強綜合、高應變”的環境，能極大鍛煉干部的群眾工作能力、應急處置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政治判斷力。
這也驗證了費孝通先生所言：“從實求知”，基層就是“實”的土壤。要具備這種綜合能力，就要“眼睛向下、腳步向下，經常撲下身子、沉到一線，近的遠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眾表揚和批評都要聽，真正把情況摸實摸透”，才能從中汲取成長的養分。很多優秀領導干部回顧成長經歷時都說：“那幾年在鄉鎮，是我一生中最苦也最寶貴的時光。”
總的來看，縣域、鄉鎮基層不是“精英競技場”，而是“實干大舞臺”——這里最稀缺的不是高學歷，而是愿意俯下身子、扎下根子、干出樣子的人。由此，越到基層，財政經費、崗位編制越寶貴，越要破“唯學歷”的人才觀，靠服務年限綁定也沒有太大意義，“走馬燈”式的干部浪費了資源，也不利于增進干群信任。
沒有基層的“泥腿子”經歷，難有未來的“鐵肩膀”擔當。新時代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工作，要有這樣的抱負。同時，基層選拔畢業生時要考慮到，一般大專、本科都能操作政務系統，學歷“夠用即可”，本地籍或普通院校畢業生往往家庭就在附近，可能更匹配基層需求。關鍵是，要考察其是否有長遠理想、穩定性高、責任感強、愿意吃苦，更愿長期投入、扎根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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