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在去年錄得了超過1.8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出口總額并且產生了5763億元貿易順差的基礎上，今年前兩個月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規模達到約2483億元，實現順差收入102億元，同時出口增幅比進口增幅高出10.8個百分點，顯示出我國知識與技術創新紅利正朝著全球加速輻射與外溢。
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包括數字技術、研發設計、金融法律、知識產權等產品對外貿易，作為新型服務貿易，相對于運輸、建筑、旅游等傳統服務貿易，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不僅是一國服務貿易結構優化的最重要指標，也代表著一國對外貿易轉型升級的強度與力度，最終映襯出的是一國經濟在國際舞臺的競爭力。
當今世界，貿易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甚囂塵上，地緣政治沖突日益加劇，傳統貨物貿易面臨關稅壁壘和需求萎縮的雙重打擊。相較于看得見摸得著的商品，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具有特定的“抗關稅”屬性，更難被傳統的關稅壁壘所阻擋，與此同時，在數字化浪潮下，云計算、AI大模型、跨境數據流動更容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破國界，從而在目標國家與地區衍生出本土服務與跨國增值，具有驚人韌性的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因此被視為越障破隘的新生力量。
當前國際競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發達經濟體通過將自身技術路徑固化為國際標準，形成全球市場的強路徑依賴，后發經濟體要么支付高額專利費接入現有體系，要么自建標準但面臨全球市場不兼容的困境?；诖?，在人工智能基礎框架、電子設計自動化、工業操作系統等領域，我國必須加速推動將自主知識產權轉化為國際標準，以提升自身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與此同時，要推動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從“跟隨者”向“領跑者”轉變，實施系統性、多維度的突圍戰略。
其一，要打破服務與制造的邊界，做大做強生產性服務規模，進一步夯實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的產業基礎。一方面，支持裝備制造商向“產品+服務”的系統集成商轉型，如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光伏、無人機在出海時不僅出售硬件，還應捆綁出售軟件即服務、遠程運維、數據分析和電池回收管理等增值服務，同時鼓勵企業將在國內數字化工廠的成熟解決方案打包輸出，將“中國智造”的管理經驗轉化為可出口的服務產品。另一方面，實施“服務貿易創新示范工程”，針對半導體、生物醫藥等戰略行業，搭建國家級知識產權運營平臺和研發眾包平臺，并通過“揭榜掛帥”機制，鼓勵科研機構將技術成果通過國際技術許可的方式出口，提升知識產權的海外授權收益。
其二，以“標準與品牌”引領規則制定，提升國際話語權。在知識密集型服務領域，技術標準即話語權。要想讓中國的數字服務、工程建設、中醫藥等知識密集型產品走向世界，政策關鍵指向就是要實施“中國標準走出去”專項行動，包括聚焦數字貿易、綠色低碳、智慧物流等新興領域，率先將國內成熟的團體標準、企業標準推向國際，尤其是依托“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智慧城市、數字支付、軌道交通等領域，推動中國標準與當地標準互認，甚至主導制定國際標準。
其三，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精準優化政策生態。針對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在數據流動、資金結算、人員往來等環節具有高度敏感的特點，可首先探索“數據跨境流動”的壓力測試與便利化，在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建立“數據跨境流動白名單”機制，對于不涉及國家安全的非敏感數據，允許便捷流動，同時發展“國際數據服務”業務，鼓勵企業在海外建立數據中心，提供數據清洗、標注服務出口，與此相策應，暢通國際人才要素流動，進一步放寬對國際高端人才、技術專家的簽證和居留限制，同時簡化中國服務企業外派人員的出入境手續，允許企業更靈活地在海外項目國雇傭本地人才。
其四，要開拓市場藍海，構建多元化全球布局。傳統的歐美市場競爭激烈且壁壘高企，而新興市場存在巨大的“數字鴻溝”和“基建需求”，這是中國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的藍海。因此，可瞄準“一帶一路”數字化升級地帶，在港口、鐵路建設領域，輸出“智慧港口管理系統”“高速公路收費系統”和“電子政務解決方案”。與此同時，挖掘“文化+科技”新出口增長點，鼓勵游戲引擎、渲染技術、虛擬現實制作等“技術工具”類服務的出口，支持動畫制作、工業設計外包服務向歐美高端市場滲透，利用中國工程師紅利，承接高附加值的研發外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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