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監管力度持續收緊,一邊是高凈值需求只增不減,跨境資產配置領域的供需天平正在尋找新的平衡。
跨境資產配置領域近期熱議話題仍然是CRS2.0新規(經合組織對《共同申報準則》(CRS)的修正案)。與此同時,香港《2026年稅務(修訂)(自動交換資料)條例草案》正式提交立法會首讀,也意味著CRS2.0在香港進入立法落地階段。而江蘇、深圳、上海等地稅務部門啟動核查,要求離岸信托持有人如實申報投資收益明細等。
而在需求側,高凈值人群跨境配置需求持續旺盛。胡潤百富發布的《2025中國高凈值人群金融需求與趨勢白皮書》顯示,全球化配置成為高凈值人群的重要選擇,45%的受訪高凈值人群配置了境外金融產品。
與此同時,了解不足和供給不足成為高凈值人群跨境資產配置的主要顧慮。中國銀行聯合21世紀經濟報道發布的《2026中國高凈值人群財富管理白皮書》則顯示,跨境資產配置過程中,高凈值人群的最大顧慮是不了解境外投資產品規則,同時,優質產品供給有限、專業建議供給不足的提及率均超三成,三大問題共同構成跨境配置的主要痛點。
跨境資產配置邏輯將面臨怎樣的重構?多位受訪人士認為,“合規化”已成為當前的關鍵詞。
跨境配置走向“陽光下”
一方面是合規門檻的不斷抬升,跨境資產配置的灰色空間正在被壓縮。
CRS2.0新規下,多層嵌套架構面臨穿透式審查,加密資產首次被納入自動交換框架,信托受托人、委托人、受益人的身份信息均需逐一申報。這也就意味著,合規化浪潮下,借助信托這一工具的跨境資產配置邏輯需要被重構。
另一方面,高凈值人群的全球化資產配置需求持續升溫,同時希望建立合規透明、系統化的體系。
香港傳承信托COO廖家裕認為,當前的全球經濟格局下,跨境財富管理日益成為重點考慮選項,其底層邏輯是構建家庭的“戰略韌性”。
廖家裕同時談及,家族傳承訴求經歷了從“隱形”到“顯性”、從“分散”到“系統”、從“分配資產”到“賦能于人”等變化。“早期的安排往往是分散、隱秘的,如今,領先家族致力于建立透明、系統化、具備正式治理規則的傳承體系。家族憲法、家族委員會與信托架構相結合,成為標準配置。”
中倫律師事務所倪勇軍等三位律師撰文談及離岸信托征稅監管,同樣談及從實務經驗與行業趨勢來看,信托的核心功能并未發生根本改變,關鍵在于如何在合規框架下優化其運作模式。
合規化催生架構設計邏輯
一條明晰主線正逐漸浮出水面:跨境資產配置的“合規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成為現實。
多位行業人士在采訪中提及,合規化的實質不是“不讓做跨境配置”,而是“不允許在灰色地帶做跨境配置”。這也恰恰催生了一個新的需求:如何在“陽光下”、合規框架內做跨境架構設計。
對于已設立離岸信托的客群而言,CRS2.0和稅務追征意味著存量架構面臨全面整改壓力:申報路徑需要重建,受益人稅務身份需要明確,歷史收益需要合規處理,需要律師、稅務師和離岸持牌信托機構協同完成。
與此同時,行業層面的研究也已經在跟進。2026年3月,中國信托業協會將“跨境財富管理新趨勢與信托制度完善——離岸信托發展與借鑒”列為年度重點研究課題。
如果說存量改造是“補課”,那么“境內+境外”的雙受托架構設計成為更具前瞻性的制度創新突破。如上海信托以“境內家族信托+離岸信托”的雙受托架構為核心的境外資產傳承的創新方案,實現資產隔離、財富傳承與資產管理的綜合化服務。這一架構的本質是,將境內信托法的資產保護功能與離岸信托的跨境持有優勢嫁接起來,在全球稅務透明新范式下構建一套合規的跨境財富傳承框架。
此外,合規化需求也正在加速推動信托QDII與QDLP等從“額度通道”到“定制服務”的質變。
華東某信托從業人士對記者表示:“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信托QDII產品投資人的風險承受能力更高,在較長的封閉期間可以規避周期性風險,定制化可以發揮信托制度靈活的優勢,滿足客戶個性化的需求。QDLP則能投向一些海外非標資產,為架構設計提供更多工具。”
信托跨境業務價值重估
合規化不是信托跨境業務的“利空”,而是行業分化的催化劑。它迫使行業完成一次價值重估——從額度競爭轉向能力競爭,復合能力成為新的準入壁壘。
有行業人士在采訪中提及,信托公司在從事跨境業務方面同樣擁有差異化優勢。“銀行強在渠道但弱于架構設計,律所強在法律但欠缺境內信托落地能力,家辦靈活但缺少持牌法律保護功能。從這個層面來說,信托公司恰好站在‘法律架構+持牌托管+境內合規’的交叉點上。”一位家族信托業務人士對記者表示。
與此同時,信托的業務價值正在重新定位。從“賣產品”轉向“賣方案”,目標客戶聚焦于境內外均有大量資產、傳承需求復雜的超高凈值人群,盈利模式也轉向基于架構設計、持續管理等的服務費用。
但值得關注的是,信托從事跨境資產配置,在整個行業大盤子里的占比仍然很小。
據中國信托業協會披露的數據,截至2025年6月末,全行業信托資產規模余額為32.43萬億元。另據第三方機構新家辦研究的數據,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家族信托存續規模已突破9500億元。而信托機構截至3月末的QDII投資額度總計仍為90.16億美元,在全市場QDII總額度中占比約5%。信托跨境資產配置的實際規模在32萬億元的行業底盤中顯得微不足道。
在業務實踐中,信托從事跨境資產配置呈現出門檻高、玩家少、頭部集中的趨勢,大多數機構仍處于觀望或起步階段。
“在現在的格局下,多數信托機構既沒有足夠的‘彈藥’支撐規模化展業,也缺乏相應的專業團隊和系統支持,跨境業務只有一小部分頭部機構參與。但競爭已經從通道規模延伸到額度、牌照,以及搭建跨境架構設計的復合能力等等。”上述家族信托業務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