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孫璐璐 秦燕玲

2026年4月中旬，IMF與世界銀行春季會議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其間，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會議、全球主權債務圓桌會等一系列重要會議相繼召開。來自各國政府、國際機構、私營部門和學術團體的代表，圍繞全球經濟金融形勢、中東局勢帶來的沖擊、高度不確定性的全球環境以及IMF改革等議題展開討論。

1944年IMF和世界銀行的成立，是國際多邊主義走向制度化、全球化的里程碑，標志著現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正式確立。然而，平穩運行80余年后，以這兩大機構為代表的多邊主義合作機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IMF上月發布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中提到，在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全球環境中，增強適應能力、維持可信的政策框架以及加強國際合作對于應對當前沖擊，同時為未來潛在擾動做準備至關重要。

當前，國際經濟治理體系路向何方混沌難辨，國際機構面臨的改革呼聲愈發高漲，中國在國際治理中應扮演何種角色備受關注。為此，證券時報記者近日專訪IMF前秘書長林建海，他以在IMF30余年的工作經歷，詳述對這些問題的見解。

國際經濟治理體系面臨多重挑戰 中國話語權和規則塑造能力待提升

證券時報記者：您曾說過，IMF和世界銀行的成立，標志著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正式確立，如今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正處在深刻變革的十字路口。您認為國際經濟治理體系面臨哪些挑戰？推動改革又應聚焦哪些問題？

林建海：盡管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在過去幾十年中不斷演進，但其內在矛盾和結構性問題并未得到根本緩解，反而在近些年變得更加突出。這主要表現在治理結構代表性不足的問題日益凸顯、多邊機制碎片化趨勢不斷加劇、地緣政治競爭對全球合作的沖擊日趨顯著，以及新領域快速發展對現有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提出更高要求等方面。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重構，如何重建國際合作共識，如何讓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擁有更具分量的話語權，已經成為國際經濟治理的核心議題。因此，未來國際經濟治理改革至少應在以下幾方面予以重點關注：

一是增強制度代表性和包容性，各類國際組織特別是國際金融機構，應加快推進治理結構改革，合理調整投票權和代表席位。二是構建更加公平、可持續發展的融資機制，未來的治理體系應更加關注發展中國家的融資可得性與債務可持續性問題。三是推動規則和標準的現代化與協調，數字經濟、氣候治理、綠色金融、能源轉型等領域規則缺失或碎片化嚴重，形成治理真空，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亟待制定前瞻性強、協調性高的規則框架。四是強化全球宏觀政策協調機制，加強財政、貨幣、金融、貿易與結構性改革之間的政策聯動，提升全球經濟的整體韌性和風險應對能力。五是進一步發揮IMF、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的核心作用，而這些機構也應順應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從“為發展中國家做什么”，逐步轉向“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治理”；新興經濟體也應更積極參與治理改革與政策執行，共同塑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

證券時報記者：您認為當前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扮演的角色經歷了哪些變化？還面臨哪些挑戰？

林建海：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核心任務是“融入”。這一階段，中國的重點在于理解和適應既有規則，通過恢復在IMF、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等努力，建立與國際規則相銜接的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框架。進入21世紀，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定位開始發生轉變，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里程碑事件，此后逐漸由被動接受規則逐步轉向更加主動參與和建設。近年來，中國還持續向聯合國、IMF、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輸送高層管理人員，直接參與其治理和決策過程。在參與國際經濟治理實踐的同時，中國也在制度建設層面提出并推動一系列新倡議。

當然，也應清醒地看到，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中仍面臨諸多挑戰。首先，中國的話語權和規則塑造能力仍有提升空間。在部分多邊機制中，“西方中心論”依然根深蒂固，如何構建一種既能被國際社會理解，又具有廣泛接受度的中國敘事，是一項具有長期戰略意義的任務。其次，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人員儲備與參與能力仍需加強，中國籍職員比例與其經濟體量尚不完全匹配，國際型人才培養仍需持續投入。同時，面對復雜的國際輿論環境，中國還需進一步提升國際傳播和公共外交能力。同時，中國也應結合自身發展實踐，在數字經濟、綠色發展、能源轉型等全球重點議題上，積極提供公共產品、分享發展經驗，并在必要時推動建立新的區域性或國際性合作平臺。

證券時報記者：對于剛才提到的構建一種既能被國際社會理解，又具有廣泛接受度的中國敘事，您有何建議？

林建海：在全球經濟格局日益多極化、不確定性顯著上升的背景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使世界真正聽懂、認同并接納中國的發展理念與治理方案，已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課題”。實踐表明，成效的關鍵不只在于“說了什么”，更在于“如何去說”。真正有影響力的國際敘事，必須做到有內容、會表達、見效果。

我認為，國家形象建設如同企業品牌管理，需要長期投入、專業團隊和全球視野，也需要腳踏實地、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定力。中國需要構建一個結構清晰、內容豐富、可長期演化的敘事框架，系統回答“中國是誰”“中國做了什么”“中國為什么能成功”“中國是如何做到的”等核心問題，將歷史文化、經濟發展與社會實踐編織成內在一致、跨文化傳播能力強的整體敘事。

在這個敘事框架下，要善于使用“共識語言”，而非停留在“自我獨白”。國際傳播不能簡單重復本國邏輯，而應主動將中國經驗和中國主張轉譯為國際社會普遍理解、廣泛使用的話語體系。有效的國際敘事不能只停留在觀點表達，而應以事實和案例為支撐，通過具體、可感知的實踐增強說服力。重視溝通中的“情感和文化”維度，讓世界真正聽懂中國，不僅是技術性表達的問題，更是文化和情感的交流，應更多從“人”的角度講述中國的發展故事，通過科學家、工程師、農民、工人、企業家、學生等真實經歷，展現社會變遷中的個體命運與努力；通過第三方視角展現中國的作用與貢獻，讓受益方主動講述中國帶來的積極變化。此外，加快建設一支熟悉國際規則、精通國際溝通、具備戰略判斷力和制度設計能力的全球治理人才隊伍。

推進IMF份額和治理改革 進程雖緩但勢在必行

證券時報記者：第53屆IMFC會議于上月召開，盡快實現份額占比調整，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再次成為會議討論重點。請問IMF份額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林建海：對份額的認識是理解IMF運作的核心。簡單說，當一個國家加入IMF時，會分配一個份額，相當于“股權資本”，份額大致體現該成員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地位。

份額以SDR來計值。成員國在加入IMF時必須全額繳納份額，其中份額的四分之一用美元或其他IMF廣泛接受的國際貨幣或SDR繳納，剩余四分之三可用成員國本國貨幣繳納。

IMF份額主要有四方面作用：

一是成員國的份額決定了其向IMF出資的額度。來自成員國的份額是IMF可貸資金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截至2025年底，IMF擁有4770億SDR（相當于6700億美元）來自成員國的份額，其中最大的三個成員國分別是：美國，份額830億SDR，占比17.4%；日本，份額309億SDR，占比6.47%；中國，份額305億SDR，占比6.4%。2023年12月IMF執董會通過了新的份額總檢查但尚未生效，生效后，IMF的總份額將提高至7157億SDR（相當于約1萬億美元）。

二是份額關系到成員國可從IMF獲得貸款的限額。IMF的各項貸款工具都設有貸款金額上限，貸款上限又與成員國的份額相掛鉤。換言之，當一個成員國需要向IMF借款時，份額大的成員國可從IMF獲得更大額度的貸款。

三是份額決定成員國獲得SDR分配的數量。SDR分配數量與份額規模大小成正比關系，份額越大，分配到的SDR也越多。

四是成員國的份額決定了成員國的投票權。份額越大，投票權也越大，這在IMF運行中至關重要，其貸款、日常業務和政策討論相關的正式執董會會議，都需要做出決定，有時也會進行正式投票。對一些重大決策，如份額改革、SDR分配等更是需要達到85%的總投票權才能通過。因此，擁有16.5%投票權的美國，其一票就能否決這些重大決策；同樣，歐洲國家擁有的IMF總投票權對重大決策也有否決權。這也就是為什么份額改革將有利于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代表權。

證券時報記者：請問份額總檢查的目的是什么？推動份額總檢查的挑戰主要有哪些？

林建海：IMF通常每五年對份額進行一次總檢查，但現實是，近年來的總檢查周期遠遠超過五年。例如，第14次份額總檢查于2010年通過，直到2016年才正式生效，第15次和第16次總檢查沒有對份額占比進行調整，這致使成員國在IMF的份額自2010年以來保持不變。而這期間，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直至今日，中國在IMF的份額仍低于日本，但若按IMF規定每五年進行份額改革與調整，中國的份額應早已超過日本，許多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面臨同樣問題。

份額總檢查主要著眼于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審查總份額是否需要增加，即總量問題，涉及IMF可貸資源是否充裕，是否要將“蛋糕”做大。二是審查份額調整在成員國之間的分配，即公平性問題，也就是“蛋糕”如何分配，這關系到成員國在IMF的份額占比，即話語權的調整，涉及各個成員國的切身利益。因此，每一次份額總檢查和改革，都要經過多輪討論和談判，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推動份額改革如此艱難的原因。

份額改革從根本上來說，是成員國之間協商和妥協的結果。因為成員國在IMF的總份額是100%，一個成員國份額占比提高，就意味著其他成員國必須同意降低份額占比。這就需要受益方和受損方之間進行協商，以促成總份額改革的通過。

證券時報記者：上月舉行的IMFC會議發布的主席聲明表示，期待各方不再拖延地完成第16次份額總檢查下份額增資的國內批準程序。您如何看待第16次份額總檢查的改革成果？

林建海：IMF迄今已進行了16次份額總檢查，最近一次是在2023年12月，理事會同意將份額增加50%，但還沒有生效。這次份額調整按照各成員國現有的份額比重進行分配，但不調整成員國的份額占比，由新增加的份額資金來替換部分非份額資金，使得IMF可貸資金總額度不變。盡管如此，IMF份額資金的增加仍有助于更好滿足成員國的融資需求，提升對全球經濟及脆弱國家經濟增長的支持能力。同時，IMF份額規模的擴大，有助于改善自身資金結構，降低長期以來對借入資源的依賴。生效后的新份額將永久性資金額度提高至7157億SDR（相當于約1萬億美元）。

然而，這次份額改革并非最理想的結果，由于份額總檢查對成員國實施無差別增資，并未涉及份額公式調整、份額重新分配和為低收入成員國提供保護等議題，因此未能滿足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現有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以提高其話語權的呼聲。

展望未來，在短期內，由于地緣經濟競爭的加劇，IMF的份額和治理改革將會遇到很大的挑戰和不確定性，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IMF的份額和治理改革勢在必行。隨著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不斷提升，IMF也必須賦予這些國家相應的代表權和發言權。這不僅有利于這些國家，也有利于IMF的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更有利于全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中國經濟成功絕非偶然 未來可持續增長需重視做好六個方面工作

證券時報記者：在IMF工作的30多年中，您見證并參與了全球經濟的深刻變遷，而這一時期也正是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之際。展望未來，從國際比較看，您認為支撐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因素有哪些？當前亟待解決哪些挑戰？

林建海：我認為，中國經濟的成功絕非偶然，實施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堅定推進改革開放、充分發展民營經濟、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高度重視人才和教育等因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一定的挑戰，需要客觀理性地理解這一變化。一方面，增長模式轉型中的陣痛是不可避免的，這在許多發達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中已得到驗證。另一方面，需求偏弱的壓力制約經濟“體感”、房地產市場仍在磨底階段等挑戰依然存在，需要更有力度和針對性的政策支持，如通過適度寬松的財政和貨幣等宏觀政策，增強收入、財富和預期三方面效應對內需的拉動作用。其中，就業和收入增長是基礎，財富效應是放大器，而穩定的預期則是重要紐帶。就業改善、資本市場回暖以及房地產市場企穩，將共同推動消費和投資恢復增長。

證券時報記者：展望未來，您認為中國經濟如何實現更加可持續的增長？

林建海：從中長期看，中國經濟增長空間仍然廣闊，而經濟增長的潛力，取決于改革推進力度、技術進步速度以及結構調整的成效。結合全球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以下幾方面尤為值得重視：

一是保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這需要政府采取合適的財政、貨幣和金融政策組合，防范國內金融市場動蕩，并保持國際收支基本穩定。同時，完善現代化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將有限的財政資源應用在最關鍵的領域，如投資教育以提高潛在增長能力，加強社會保障體系以提高經濟增長的包容性。

二是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并以更大力度推進改革。中國經濟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傳統增長模式面臨挑戰，更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激發市場活力。從國際經驗看，越是面臨不確定性和外部壓力，越需要堅持開放與合作。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不僅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更能促進技術擴散、激發企業創新動力，并推動產業升級。

三是轉變發展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過程中，政府應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健全法律法規、倡導公平競爭，并強化現代化市場監管職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和創新驅動中的決定性作用。

四是持續提升高質量人力資源供給水平。當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涌現，高素質人才已成為推動創新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力量。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仍將享有明顯的教育與人才紅利，這也是許多發達經濟體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難以比擬的重要優勢。

五是完善金融體系，發展服務業。完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產品和市場透明度，建立健全風險防控機制；同時，豐富金融投資產品，疏通融資渠道，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服務業發展同樣至關重要，服務業通常需要較多勞動投入，既有利于經濟持續增長，也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六是推進普惠、包容與綠色發展，提高人民福利。實現可持續、高質量增長，需要在發展中兼顧環境保護；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完善社保體系也尤為重要。